婦癌科醫師；現任職於芝加哥Cook County Hospital--Thinking about Mrs. Chang's life made me think about my ambitions -- and the transience of my own achievements--鄭金蘭譯 （原文摘自"Discover"雜誌，三月份1998, P30~32）
張太太由台灣探親之旅程回美國即直奔芝加哥Cook County醫院之急診室，做為她的癌科醫師(Oncologist)，我也十萬火急的趕至急診室。看到她虛弱的躺在病床，緊閉雙眼，手腳扭曲盡她微薄的體力來壓抑全身的疼痛，雖然她一向都很有禮貌的起來和我打招呼，卻由於劇烈的痛覺，打倒了她溫和的天性，只得再跌回床上，痛苦的扭曲臉孔，而非常虛弱的喃喃反覆說「我不行了！」
張太太，不到50歲，也由於此惡性的子宮癌也使她沒有機會活過50歲。她一生崎嶇坎坷，由一個新大陸的移民，為人妻，為人母及勞碌為餐館的侍者，多重角色，層層疊疊的困鬥累積而成；她的毅力雖克服了重重困難，卻也無法抗拒頑強的癌細胞。對我而言，我也無力將她治癒，只能儘量的幫助她減低肉體的疼痛。
自她第一次來我醫院至今已兩年半。初次的診斷已是子宮癌，而癌細胞已擴散至子宮外，由陰道至子宮而至附近組織。當時我想她的癌雖已惡化，但應該不是沒有機會治好。我詳細的解釋治療的過程和治癒率的大小，她也很合作的經過放射線治療，默默的承擔著手術，及各種治療所帶來的痛苦。兩年半來，她看起來健康，但由於定期的複診，得知她的疼痛，體重減輕，足踝浮腫，及咳嗽等等，顯示癌的復發。在這複診探訪中，她陸續的向我訴說她一生的艱苦奮鬥。以生疏簡單的英文驕傲的提及她最大的成就，是她兒子已完成大學教育而現在是個研究生(Graduate Student)，他的專長是分子生物科學(Molecular Biology)，不久可拿到博士學位。她一直在餐館工作，母兼父職，承擔著一切比她早好幾年去世的丈夫留下來的職責，也盡力維持她的一間公寓，極力保持原狀以侍奉丈夫的神位。
數月前，她在餐館工作時滑倒，傷到背部，她只由藥房買中藥草回家，自己熬藥服用，但背痛一直不止，是她兒子注意到她頸部的瘤塊，再將她帶到我的醫院。我可觸覺到那腫瘤的硬度，而緊張的馬上做檢查，而確定我早已擔心的結果。一星期後我在放射線科檢定她的腦波斷層(CT Scan)報告，放射線科醫生(Radiologist)指出她的淋巴球癌化，延伸至整個脊髓。進一步做針穿刺(Needle biopsy)取出一些細胞，以顯微鏡檢視，細胞已呈癌化，而我一直不願意承認她的癌細胞已由淋巴流經脊髓至心臟後達頸部（這就是癌細胞轉移；Metastasized），而已大到可由體外觸診的腫瘤。
回到診療室，我將這壞消息告訴她們母子；張太太緊抓著兩手，眼神暗淡，兒子只扶著母親的雙肩，異常沈靜，空氣似乎凝結了一段時間。接著她立起不到五呎的身軀，淡淡的問我：「接下來，我們該怎麼做？」
對已宣佈治療無望的病人，我只能儘量的以言談來治療，我們之後說很多話，我也了解病人會有千萬的疑問「為什麼？」「為什麼別人可醫好，而我醫不好？」「為什麼是我得癌？」「為什麼會有治不好的病？」……。有人雖然不說出來，心裡也痛苦的掙扎要尋求一千萬個問題的答案。我只能解釋，現在醫學對癌症的生物機構及治療的知識還是在初期、摸索的階段。我也只能緊握著她的雙手而告訴她「我很抱歉！」
接著我們面對著更殘忍的決定：就是討論她自己願意與癌症抗爭到什麼程度；以前我們所討論的是，用什麼方法治療，給她對生命有期望，然而現在說得是，給她對死亡時間及死亡方式的選擇。在治療癌症病患過程是，醫師吩咐一連串的手術，數十種藥物，及各種診斷追蹤實驗方法，病人則以求生的毅力來忍受各種肉體上的痛苦；至所有煎熬後只有死亡的路可走。這時醫師的決定只是丟給病人自己去思考面對死亡，對病人是殘忍？是不公平？是無奈？每個病人有不同的反應；有人即刻選擇死亡，有人極力抗爭到底，張太太選擇折衷之途：繼續化學治療(Chemotherapy)及接受止痛藥，直到她肉體、精神無法承擔為止。
接下來五個月，她繼續靜脈注射化學療法，此雖然迅速的殺死快速成長的癌細胞，卻也帶來極致命的副作用，包括激烈噁心、嘔吐及紅血球迅速的破壞而產生的貧血、虛弱。她苦撐了五個月，癌細胞顯出優勢，漸漸對藥品產生了抵抗力，只得宣佈放棄化學療法。當我告訴她可能需要換更強的化學藥品來治療時，她無力的眼睛望著我許久，輕輕的問著「我還有多久的時間？」我沒答案只能閃爍其詞回答：「有一些病患和妳同樣的情形，可能可以活得比一年更久。」
此刻，我則轉移心思，重新調整我的醫療哲學：停止擔心她的將來，而集中於如何減輕她身軀的疼痛。對末期癌症(Terminal cancer)病人，劇烈的疼痛是一般人肉體無法承受的程度，引起疼痛的原因未知，只有以麻醉藥品來痲痹病人的神經，阻斷痛覺的傳導。當我告訴張太太我必須用嗎啡(Morphine)來止痛時，看到她恐懼的眼神。問道：「我會不會上癮？」我心疼的告訴她「嗎啡是一種藥物，若不去濫用它，它是可來幫助患者減輕痛苦。」
我們著手進行「短效嗎啡」及「長效嗎啡」混合法來儘量減少副作用，也儘量減少使用的藥量；也不時給她輕瀉劑來抗抑由於Morphine帶來的便秘。不久，在診所與她會面，她似乎站得直些，也似乎有些笑容。她告訴我「我要回台灣探望我的父母及故鄉，那是我生命所賦予的職責，希望你能了解。」我緊張的問她「如此遙遠的旅途中，誰能陪妳，照顧妳？」她鎮定地回答「我會照顧我自己，就像我這一生獨立的走到現在，即使是我先生在世，我也是一樣自己照顧自己！」我望著一直陪在她身邊的兒子，他只聳聳肩，無奈地說「我一直勸她不要如此，她不聽。唉！你知道這些都是一些傳統的孔老夫子之類的思想，古老、束縛無法突破。」張太太生氣的轉向兒子「我一定要回去一趟。」我只得給她額外藥量及醫療證明、希望國際海關不找她的麻煩。在她回台灣的一、兩個月時間，我一直研讀她的治療過程報告，及尋求可能的方法來延長她的生命；但是似乎一切皆枉然。在確定她生命隨時可能消逝時，我開始覺得我喜歡這位堅強的女人。作為一個醫師，時常忙得焦頭爛額的在診所、緊急室、手術室打轉，沒有多餘的心思去了解病人的情緒，對醫師而言，病人只是一個病例實驗，尤其對無法治癒的病患，更不想以感情去做這種無法滿足醫師戰勝病魔成就感的無謂投資。我在婦產科實習時，日夜不斷的接生，得到的是生命的再生、延續；然而此刻我做為癌科醫師，卻要承認對生命的終點低頭；如此，當頭一棒打醒了我必須承認一個事實：自古以來所有生命都有終點站，而醫師並非生命的賦予者。此刻張太太的生命即逝，使我覺得自己的成就有限，虛幻及微不足道。當她回來美國直奔我的急診室時，她看到的是一個更加謙卑的醫師。
她兒子告訴我，她在台灣服完了我給她的止痛藥，因為無法承擔在台灣的醫療費用，而忍痛苦撐，直至無法忍受時，才奔回芝加哥，由機場直入急診室。我將她轉入醫院病房，注了嗎啡靜脈點滴，使她有些餘力入睡。但漸漸地她的身體產生對嗎啡麻醉作用的抗拒力，由於加重的劑量，使她產生幻覺：她看到她在台灣的家人、祖先。我則不時換用不同的藥物來幫她抵抗嗎啡的副作用，也同時抵抗癌細胞的侵蝕，也詢問麻醉科專家以各種可能阻斷神經傳導痛覺的藥物，希望能一針針注入她的體內，也同時連絡一種專門幫助臨終病人接受死亡來臨的機構(Hospice)，以取代她在醫院接受各種科技來延長病人的生命，但肉體精神受病魔折磨的殘忍時刻。但事實卻無如此順利，這一切皆需龐大費用。張太太無醫療保險，也無法接受Medicare。區立醫院(County hospital)也只能以極低的預算來治療轄區內的居民；對她來說要有一段較安詳的死亡路途是一奢侈的要求。當她兒子提出他要退學時，她掙扎的想要坐起，並控制著她的憤怒，使得弱得如一張紙的身體又跌回病床，只微弱而強硬的堅持「我是你的母親，既使我需放棄我的生命，也不准你放棄你的理想；畢竟我撐至今也是為了你。」然而不用多久，兒子也不用放棄他的學業，因為癌細胞已阻斷了腎血管、尿道等等體內的運輸管道，緊接著腎衰竭；我準備裝置許多人工細管到她體內以延長她的時間，她卻反問我「我需要這些時間做什麼？我欣慰我兒子是個科學家，我也是很想看到我的孫子們，但我這個羞怯、憨厚的Mr. America卻一直沒有合適的女孩，我想我可以走了。」繼而她進入昏睡(Coma)而死在一直陪伴在她身邊的兒子旁。當兒子痛苦的通知親戚朋友、殯儀館等時，我凝視著她平靜安詳的臉，畢竟她已征服且超越了她一切的苦難。
附註：不知何時何處聽到一句話：「台灣查某如蕃薯，落土不爛。」在這新大陸的泥土內也有許多蕃薯繼續生根成長。
No comments:
Post a Comment